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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安的博客

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“乌坎问题”如何破局?  

2012-02-22 14:26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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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坎渐趋平静。随着肇事村官被罢免,村民重新普选村干部,整个事件正朝积极的方向行进。但是,有谁知道?下一个乌坎在哪里?乌坎事件依赖上级政府的强力干预,虽有可能解决眼前的困局,却未见得触及“乌坎问题”。如果背后内在的矛盾依旧,或许,每一个普通的村庄都会成为定时炸弹。

什么是“乌坎问题”?具体而言,就是村干部将未承包的集体土地出租出售,肥己营私。这个问题并非乌坎所独有,农业税废除之后,中国乡村社会的矛盾,正快速从贫困地区像发达地区转移,原因主要就是围绕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,农村的土地正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村民承包的土地,政府征用至少还有一套制度约束,而那些没有承包,属于集体的土地,常常是村支书一句话,或者几个村干部一合计,就可以出租或者出售。整个过程,村民可能毫无知情,更谈不上分享相应的利益。这就是乌坎事件的核心。

许多人认为,乌坎事件的发生,在于村民的选举权利没有落实,矛盾长期积累,最终火山爆发。但记者的调查显示,过去的乌坎,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连年高票当选,这虽有村干在投票程序上人为制造一些不公正的原因,但不可否认,宗族势力,买票等行为,在乌坎过去的选举中也屡屡发生。中国的村民自治已经实行20多年,但宗族对投票的影响始终存在。在不习惯通过投票决定公共事务的乡村社会,宗族和贿选对投票的影响,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投票在乡村社会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被高估了。

这带来一个问题,当乡村社会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,村民很难通过选举来修正。乌坎的村民在换届选举之后开始组织上访,恰恰印证了这一假设。而悲剧性的后果在于,即便乌坎事件之后村民重新组织选举,即便他们这次选出了自己“满意”的候选人,这一方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持久地解决利益分配的公正性,也非常令人怀疑。

更令人担心的是,如果从经济框架分析,乡村治理的乱局也几乎是必然的。当年大包干的时候,之所以留下部分集体资产,一方面是希望集体资产的收益用来支付农村社会的公共治理费用,另一方面,也是想藉此保留农村集体所有制不被动摇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一些发达地区村庄的集体资产,按照目前的法律虽然无法分配给个人,但只要进入市场,就会获得巨大收益。但这些土地的真正所有人——村民,却对资产的收益,处分无法控制。这颇像当年未改制的国企,产权所有人对企业领导没有约束,企业的利润也和所有人无关,相似的结果就是,制度性寻租普遍存在,矛盾此起彼伏。

大约十年前,广东和江苏等地的农村,开始探索村集体资产的股份化。经年有余,在两地渐成气候。当年首先试水的村庄和小岗村相似,也是逼出来的。随着集体资产壮大,村民对资产运作的状况不知情,不满意,遂反复找各级政府交涉,终于催生改革。这些村庄的共同做法是,首先对村庄的集体资产进行量化评估,然后全体村民共同讨论,制定标准进行确权分配,在此基础上组建股份合作社。由此,村民变成了股民,产权不明的集体资产,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。

这样的探索,好处显而易见,股份合作社成立后,所有村集体未分配资产全部注入合作社,从此,集体资产的任何收益,都将属于全体股东。而村干部对集体资产的处分,也要受到股东大会的约束。目前一些富裕地区每年的股金分红已经达到几千元。

解决“乌坎问题”的制度出路,正在于此。将集体资产股份化,清晰产权,确定集体成员的收益权利。如此,村干部们手上的经济权利将大为缩小,即便村级选举暂时无法克服家族势力和贿选的影响,也可大大减少乡村社会的矛盾。我在江苏省江阴市采访的一个村庄,过去村民一直怀疑村支书经济上有问题,接连上访举报,上级政府派人查了八个月,没查出任何问题,可村民就是不信。股份制改造之后,村支书的重大支出一律采用联签制,至此,再也没有发生上访事件。与此同时,当村民知道选举什么样的村委会成员,将和自己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后,他们投票的严肃性也将逐步提高。家族势力和贿选发生的可能性,也在逐步降低。

这样的改革思路,其实是将村级自治组织当做一个小型社会,将其经济职能从政府职能中逐渐剥离出去。目前在有些地方,股份合作社的运作已经和村委会脱钩,完全依照市场的原则,当做一个公司去运作,而村委会只负责乡村社会的公共治理。这样一来,村委会这样的“全能政府”,就变成了一个有限政府。政府的归政府,市场的归市场。如果乌坎建立起这样的制度,集体土地的收益通过公司完成处置和分配,再有问题,也有股东大会解决的制度路径,他们还会通过集体上访,寄望于政府对村委会的干预吗?

这样的改革,从大的意义上讲,完全可以和当年小岗村的大包干相提并论,因为联产承包只解决了农民有属于自己的土地,承包地的收益归己的问题,但却未触及集体未承包土地的收益分配问题。进而,随着股份制的推进,股份的流转,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的社会也终将彻底解体,村民进入城市的障碍将不复存在。因为他们不再仅仅是农民,同时还是股民。股民的身份不会随着他们的迁徙,身份的改变而消失,过去他们为集体资产积累所做的贡献,将通过自己持有的股份一直得到承认。反过来,如果一个城市人想回归乡村社会,他也可以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成为乡村社会的新成员。这是何等令人期待的一幅场景,因为在农村和城市双向流动的背后,我们仿佛依稀看到,未来中国乡村的希望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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